从女人写作谈写作

女人写文章很多，像邓肯、艾略特、勃朗特姐妹、乔治桑、巴顿(Clara Barton)、沙岗，都很有影响力。中国古代最有名气的女作家是李清照，近代有张爱玲、冰心，然后有苏青、琼瑶、亦舒、三毛、龙应台，有茹志娟以及她的女儿王安忆、哲学家邓晓芒的妹妹邓晓华（残雪）、钱锺书的夫人杨绛，现在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安妮宝贝、残雪、池莉、方方、铁凝、林白、洁尘、陈染、张抗抗、徐坤、叶广岑、毕淑敏、马丽华、迟子建、卫慧、棉棉、春树……（多啊！）以及其他像张艺那样兼职的专栏女作家。现在写blog的据说以女性居多。我认为女人写东西对自己是不好的（啊！），老得比较快（啊！）。写东西用脑筋比较厉害，尤其是写作为职业的，看上去好像轻松，其实损耗相当大。很多人写小说都是熬夜的，这样睡眠质量就很差。尤其是很严肃型的作家，死得很快。像张爱玲和鲁迅，像王小波，像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像丹麦作家克尔凯郭尔……而那种比较喜欢戏谑的作家、轻松的作家则很长寿，像金庸、李敖，等等。但女人的性格相当投入，很少能轻轻松松地玩一辈子。女作家有特喜欢学男人的，如乔治桑；但写作毕竟有性别上的差异。男人写东西和女人写东西差异还是很明显。

好在现在是写白话文，所以这种伤害可以减少。古人写文章是很累的，每一个字都要琢磨，气韵不对要换一个字。作诗就更不要说了，有时甚至为了押韵而改变原意，特别追求形式美。我读古文就常常发现虽然读起来铿锵有力，但是里面的道理却很简单，甚至还有逻辑毛病。这就说明古人常常对形式的追求胜于内容。

这么说好像是一概而论了，因为也有像清朝乾隆时代大才子袁枚那样性灵派的，主张作诗不要古板，不刻意修饰，追求思想和灵性。他做人也很随性，考取进士，做了两年县官然后就辞官不做了。他在江宁知县任上买了隋织造的废弃了的隋园，稍加修葺改名“随园”，这个“随”也能反映出他的随性。他过着随性的日子，写的《随园诗话》也非常好看，是个很舒服的才子。他在随园门口挂了一幅对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斯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不过袁枚吹牛不大靠谱，茂林修竹也许当时是有的，但崇山峻岭就不可能了，大概指的是那块土丘。他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不大可信，据说赵翼去随园要借这些书看看，袁枚赶紧把对联拿掉。现在南师大的随园校区就是在当年随园的基础上扩建的，我的很多校友只知道是袁枚的随园，不知道在此之前还叫过“隋园”呢。

赵翼也是乾隆时代的才子，那两句“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出自他的手笔，颇能反映出他的豪气。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也颇有“争新”精神，自称：“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这种争新的气魄对于研究所谓“国学”的人是很可贵的。

好像扯远了，虽然这么性灵派，但还是要“求工”，蒲松龄说：“书痴者文必工。”又有“良史莫不工文”。这些“工”都是非常讲究的意思。所以写这种文章很耗心力，即使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有时甚至根本就没什么意思），也能写得很有气势，气吞山河。张五常写过一篇纪念他老师艾智仁的文章，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苛求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里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 这话很不错，写文章首先还是把意思表达清楚，不清楚再怎么华丽也是烂文，是王安石所谓的“断烂朝报”。

所以颜元宣称读书愈多则愈蠢，或读书如吞砒霜。哈哈，写书那就等于造砒霜了。但这话不大适合现代白话文，白话文写作才是真正的随性，不需要像古人那样精雕细琢，不需要对仗工整，不需要讲究韵律。有人说这是退步。其实这对人的心智来说是好事，否则老是写那些八股，不仅不能培养才智，只能浪费才智。袁枚说：“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那些古文还是留给专家去念吧，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念；就像有人说普通话一普及，方言就没有了。那语言学家还是可以掌握的，不能因为要求都会啊。英语固然重要也同样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学。相对论也是好东西，但没必要都去研究。道理很简单。

写文章首先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像很多人以为《红楼梦》里林黛玉是工于辞藻、唯饰华丽的，其实她关于写作的看法却高人一等。她说写文章作诗以立意为要，立意出众的话即使辞藻不够一流，也能脱颖而出。

最后引清代诗人宋湘《说诗八首》的最后一首：“读书万卷真须破，念佛千声好是空。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