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月大开始说话，3岁听广播中的笑话，并跟着学，进而提前学会看书。
5岁时，他就问大人诸如“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学校里，他在从不上课的情况下参加外语考试，只需要在监考老师来之前突击一下教科书，就能在考试中得到优。16岁时，他还自学罗素、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关于哲学、数学和数理逻辑的三卷本巨著）。他在高中毕业考试（SAT）中睡着了，但最后还拿了满分。高中毕业后，他获得了里德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这两所名校的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兰根(Christopher Langan)，美国有史以来智商最高的人，没有之一。美国广播公司在一次新闻节目中请神经心理学家给他做智商（IQ）测试，结果显示他的智商介于195和210之间。普通人的智商一般是介于85到115之间。爱因斯坦的智商大约是160（爱因斯坦本人并未做过IQ测试，是学术界根据他的著作评估出来的）。即使成不了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怎么也是大学教授，在某个专业领域小有成就吧？但他的人生颇让人意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在做一个bouncer，相当于在酒吧或夜总会里面防止别人闹事的保安。
在里德学院才上一年，兰根退学了。原因竟然是他母亲没有及时给学校提供一些材料，导致他后面的奖学金没能领到。（父亲则在兰根出生前就消失了）专栏作家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异类》(Outliers)里面写到了兰根，用来证明家庭背景对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作用。“我妈妈本来每年都要填一份奖学金申请表，表上其中一项是父母经济状况，她从来都搞不清楚这些表格的内容，那次她就忘了填上这一项。直到后来，我上一期奖学金用完了，仍未见下一期到账。我去校办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便告诉我原因——是这样的，你父母没寄来财务状况表，现在奖学金早已经分配完了，所以恐怕这学期你无法领到奖学金了。这就是那所学校的行事方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根本不关心学生，没有辅导，没有提醒，什么都没有。”这位失学少年并没有放弃自己，他拼命干了一些体力工作，一年半后攒到了学费，又考上了Montana州立大学。“我在那里学习数学和哲学，”他回忆道，“到了冬天，我还住在离小镇13英里的海滨山大道。我的汽车变速器坏了，这是我的弟弟们那年夏天弄坏的。他们在铁路边工作，所以经常在铁轨上开车。我没钱修车，所以我就去找指导老师和系主任。我对他们说，我有困难，我车子的变速器坏了，我每天的两节课分别是上午7点半和8点半，所以如果您能帮我把课调到下午，我会不胜感激。住我家隔壁的农场主每天11点可以把我送到学校。我的指导老师留着八字胡，穿着粗花呢外套，外形很像一个牛仔。他说：‘哦，我的孩子，看了你在里德学院的成绩单，我认为你有必要品尝一下每个求学者都必定经历的艰辛。我拒绝你的请求。’在系主任那里，我得到的答案也一样。”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激动。这些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了，但他在回忆的时候依然面露怒色。“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暗下决心，我不需要高等教育体系也能成功。哪怕不成功，高等教育体系也已经恶心到我了。所以我退学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相信不上大学也能成功。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仍然坚持读书，研究学术经典。退学后，他先后在建筑工地、捞蚌船、工厂、酒吧等各种地方做过底层工作。虽然他的工作与学术研究甚远，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研究哲学、数学和物理。现在，他70多岁了，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一个畜牧场，养一些牲口，闲暇时依然读乔姆斯基，读哲学，并写了宇宙认知理论模型著作初稿。他对时下的学术期刊不屑一顾，更没有出版任何著作。当然主要也是因为根本发不了。作家格拉德威尔把兰根作为例子，说明智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主要依靠社交技能等，进而说明原生家庭起到关键作用。这本书分析的是成功背后的秘密，但里面的内容大多经不起推敲。包括他搬运的一万个小时理论，其实套用在兰根身上就不合适。不同的人学一个东西花的时间差异很大，而同一个人学不同的东西时间差异也很大。格拉德威尔拿兰根与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进行比较。奥本海默也是天赋异禀，神童附体，并在28岁成为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被誉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虽然是个天才，但在他人生早期，犯下了一个更加致命的错误：在剑桥读博的时候，他因为讨厌导师要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给导师投毒，并且行迹败露。按照常理，故意杀人未遂，不仅要被退学，而且要面临指控去坐牢。在格拉德威尔看来，因为奥本海默的家庭出身让他成为了社牛，所以他说服了各方，最终获得缓刑，并且继续在剑桥读书，没有被开除。其实格拉德威尔不知道的真相是，奥本海默的父亲Julius Oppenheimer出马摆平了奥本海默投毒案，这不是单凭奥本海默自己“社牛”附体就能够解决的。奥本海默父亲是成功的商人，是纽约曼哈顿富豪，家中还收藏了不少毕加索、梵高等西方最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光是梵高的画作真迹就有三幅。格拉德威尔认为，像兰根这种家境特别差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学会如何与成年人交往，因为他与自己的母亲、继父都没有很良性的互动。而奥本海默出身于纽约曼哈顿富人家庭，从小受到父母事无巨细的关心，无论是什么兴趣爱好，父母都给予极大的支持。他从小就被赋予了一种信心：自己生来就是要改变世界的。他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起点，更从父母身上学到了社会知识和社交技能。一个连谋杀未遂的犯罪嫌疑人都能靠某种权钱交涉，免除了牢狱之灾和开除处分，你拿一个普通人去跟这样的人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说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重要性，这样的分析意义何在？我当然不否认家庭出身的巨大作用，但人生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很多也源于自己在各个节点做出的选择。把人生的所有得失成败归因于父母、家庭、环境、基因，对于个人成长来说意义不大，也走向了宿命论。个人选择、不断塑造自我，是存在主义最基本的命题。所以，我在这里要分析的，是我们能控制的部分——怎么做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兰根在做决定时犯的错误，是多数人都常犯的错误。其实兰根不需要与任何人比，我们都明白，他的人生本来就有更多的潜力，但没有实现。且不说他是一个智商超群的人，就算是一个普通人，如果因为从大学辍学而当了半辈子保安，最后成了一个养马的老人，这样的人生也不能说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兰根的梦想是做科研，成功概率最大的途径就是读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成为大学教授，这样既可以一辈子做科研，又不用考虑生计问题。而选择做与科研无关的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成才，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
兰根做出退学决定时，正处于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他面临的就是下面两条路：1. 坚持读大学，一直读到博士，在导师的指导下做科研，最终成长为教授或研究员2. 离开大学，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找一份与科研无关的工作，然后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学习，最终自学成才，破格成为教授或研究员当兰根在做决定时，如果把可供选择的路直接放在一起对比，他或许更容易看清自己应该走哪条路。道路1的成功概率显然很大。但是在不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做决定时会倾向于拿符合自己需要的例子来暗示、佐证自己的倾向。兰根想要放弃大学、自学成才时，他自然会联想到历史上自学成才的人，而这样的人确实也有不少，如伽利略、富兰克林、特斯拉、爱迪生、达芬奇。如果他是中国人，也可以联想一下华罗庚（初中，自学成才的数学家）、钱穆（中学没毕业，一代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人之一）、梁漱溟（初中，自学成才的哲学家，24岁去北大教印度哲学），作家自学成才更多，沈从文、莫言都是小学学历。一个不入流的高中也可能有人考上清华，一个不入流的大学可能也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们看概率。就像买张彩票也有中几百万的概率，但我们不抱那么大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概率很低。我们理性的思维，必然是要选择一个概率最大的路径去实现目的，而不是凭感情用事。但现实中，我们常会丧失理性，或者是有赌气的成分，或者是有“蜜汁”自信。这就是人脑的运作机制。Daniel Kahne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曾详细分析了这种大脑机制，用快速直觉系统（系统一）与慢速逻辑系统（系统二）的对比, planning fallacy（计划谬误）, optimistic bias（乐观偏向）, availability（可得性，如某个东西更容易联想到）, framing（框架效应/描述手法）等认知效应理论来说明直觉是多么不靠谱，人是多么容易急于下结论，而且我们的直觉完全不讲统计学，甚至连统计学家的直觉都不讲统计学。我们的认知漏洞百出，充满陷阱。以现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条件和学习资源，与其把得失归因于家庭、环境、基因等外部因素，不如快速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对于兰根这样智商超群的人来说，读到博士并非难事，却是性价比最高、成功概率最大的捷径了。但他却放弃这样的大概率路径，选择去工地搬砖？这是决策极端失误的典型案例。但是这个决策失误，却有着普遍性。在犯错成本会极高的情况下，有多少重要决定是经过冷静思考的呢？大学读什么专业，毕业从事什么工作，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到什么城市生活……这些影响一生的决定都是怎么做出的呢？
“我相信”“我想”“我觉得”，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真的“相信”，真的“想”了吗？当时的“觉得”，又有何依据呢？我们在做决定时，常由于已经有了心理偏向，希望最好的结果，所以做决定时想的也是最好的情况，可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知道的是多么少，却有一种蜜汁自信，及一切在掌控之中的错觉，但失败的各种可能性却太多。此外，人还倾向于维护自己的“一致性”，让自己忠于“初心”，哪怕这个“初心”可能来得莫名其妙。我们常常在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做决定。而我们要获得尽可能可靠的信息，才能让决定的荒谬性降至最低。有时候即使我们掌握了一些信息，还可能对信息产生心理偏差。例如下面两句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仅仅由于不同的表述，让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这就是Kahneman所说的框架效应，使大脑联想的东西不一样。不同的联想，直接会影响到好恶判断及决定。就如同90%的司机都认为自己开车比别的司机好，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也会盲目乐观，选择概率特别低的但是成功回报特别高的路径，因为此时联想的是与目标相关的美好情况。而且，做决定时，也因为“幸存者偏差”，导致我们只容易看到成功的案例，而忽略了千千万万的炮灰。
幸存者偏差最著名的案例是在对二战期间执行任务返回的盟军飞机的分析中。军方对返航飞机的研究表明，许多飞机的机翼、尾部和机身中心均受到严重损坏。军方最初计划在飞机这些受攻击损坏最严重的部位增加防护，但是受聘协助这项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家Abraham Wald指出，军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军方只考虑那些在战斗中幸存并返回的飞机。本质上，军事分析家只关注了飞机受损但不致命的部位。Wald指出那些致命部位受到了打击的飞机都根本没有返回，所以他建议军方在返航飞机受损最少的部位增加防护。
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把极端小概率的情况作为自己的目标，让自己陷入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境地。而幸存者偏差又让自己看到的都是成功者，因为炮灰往往是我们不认识的。“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暗下决心，我不需要高等教育体系也能成功。哪怕不成功，高等教育体系也已经恶心到我了。所以我退学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兰根回忆自己做出退学的选择时，他说的只有这段话。他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一个老师，或者一门课，进而厌恶一所学校，乃至厌恶上学，这是不是听起来并不新鲜。一时一地的境遇，一个人，可以进而影响到对一件事、一个地方、一份工作的看法，甚至是影响到自己的人生观。（比如刷三观）我们生活中，不难见到这种容易上纲上线、愤世嫉俗的人，他们急于下结论、做判断。
当兰根被问及假如能得到哈佛大学的工作机会，他会不会去。兰根这样回答：“哈佛其实就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公司(a glorified corporation)，有盈利的目的。它也是按照盈利的目的运行的。哈佛有一个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基金(endowment)，运营的人并不一定追求真理和知识。他们要成为大佬(They want to be big shots)，当你从他们那里领工资，你就需要在你想做的、你认为正确的事与你的老板让你做的事之间做出选择。在那里你必须听他们的，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由于当年没有在大学受到“善待”，兰根与大学的对抗心态似乎伴随着终身，永远无法和解。其实，教授这个职业已经够自由了，而他对哈佛大学这样的“象牙塔”也有着吹毛求疵的误解。一旦人在做决定和心态上出现了兰根的现象，就注定了命运。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兰根式的对抗心理启人深省。这种人，在学校表现为与老师对抗；工作后与老板对抗。对抗心理陷阱总是用阴谋论解读别人和世界，别人都是要利用你，所有的交流都是为了PUA你，但是这么说来你又何尝不是在利用别人。没有人可以真正自给自足。根据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应验预言）——某人“预测”或期待某事的心理现象，而这种“预测”或期待之所以成真，只是因为他相信或预期它会发生。也就是说，人会不自觉地按自己的预言来行事，最终让预言应验。
即使他的早年经历促使了这种人生观的形成，但不应一辈子活在早年形成的人生观里。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人有终身学习能力，不断通过读书、观察他人和周围世界，增长自己的见识、积累经验，摆脱见木不见林、一叶障目的局限性。盲目认为自己不需要学校，不需要“圈子”，不需要任何人，自己就可以牛起来的，这种人往往成熟得比较晚，会在自己逻辑自洽的幻觉中耽误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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