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谈大学教育改革

北大的一举一动都受关注，也许她又可以充当改革的先锋。不要局限于痛骂或幸灾乐祸，不局限于争论北大的一流二流，而是反思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我们需要改革，而且大学教育一直处于改革当中。多元化办学和教育产业化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在大学教育领域的反映。这和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联系在一起。财政投资不足，大学教育不断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资金问题。像多元化办学、扩招等等。所谓“三本”就是中国高校为解决资金问题而搞出来的，本质就是学校明目张胆卖学历赚钱。

当然，在中国现实条件下赚钱是必要的。在这点上，唱高调并没有用。就连蔡元培也在这上面栽过。他在1927年前后曾力倡实行大学区、大学院制度，其初衷就是希望能以教育学术化取代教育官僚化，保持学术界纯正的学风，坚守学术自由的传统。然而，当年蔡元培的美好设想，也遭到了学术界内外的强烈反对，并且在中国严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贴近中国本土，不仅要从学术研究上着眼，也要考虑到中国现实中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当年南开大学借助社会力量办学，接受军阀、政客的捐助，曾有学生、校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有辱大学的清誉。但严修和张伯苓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南开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盗泉之水可以濯足”和“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大粪浇灌出来的”。这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和深远的办学理念。绝对不是批评大学赚钱，关键是有没有保证学生的质量。就是产业化也要保证产品的质量才行。

改革从来都是被迫的，从来没有说一切好好的就突然改革起来了，那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吗？而且无论是何种改革都要不可避免的触动各方利益，此消彼长，很少能让每个人都受益。那改革是怎样开始的，这里面就要有人呼吁，论证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合理性、可能性……而且绝对别把大学教育改革指望在个别校长身上，指望在丘成桐这样的揭幕者身上。

我们的教育改革还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说它缺乏理论指导不是指缺乏国外经验的介绍和借鉴，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引进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说它缺乏理论指导也不是指它没有历史经验的介绍和分析，我们这两年把科举制度都拿出来好好反思了一番。说它缺乏理论指导，是指教育改革还没有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特别是还没有从逻辑方面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众人都忙着呼喊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也要证明教育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才是。因为，无论是叙述历史还是解释现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因人而异。比如中国的大学教育，你认为很失败，杨振宁却说“很成功”！而逻辑的证明就一致多了，因为逻辑的证明诉诸的是人们都具有的理性。因而，只要证明的逻辑起点和过程没有问题，其结论应该是被普遍接受的。此外，从逻辑上论证教育改革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确立另一个认识教育改革合理性的坐标。使教育改革合理性不必依赖国家权力的认可，更不必随着官方认识的转变而转变。

改革要成功，要有战略，同时又有具体战术。像当年革命战争，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经验，而是根据中国自身特点，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这样的战略不能说不重要。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战术就是具体军事斗争。孙子兵法研究的都是战术，但如果战略都不对，大方向错了，照搬苏联经验，先攻打城市，无论战术如何高明，都很难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理论是必要的，它不是具体战术，但能够指导具体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