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陈琛版《西方哲学史》

2006-09-04  星期一

开篇说史——玩索而有得

许慎《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说：“史者，使也。”读到许慎的解释觉得很庸俗，刘勰的理解让我心中一喜。但没想到他紧接着又说：“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原来他也和许慎的理解一样，只不过加了个记言。而“史者，使也”这句话倒是给了我启发：史的作用就是充当“使”，写哲学史的人，我们不妨将他看作哲学的使者。神龙首尾不见，需要天使传道。现在的哲学书让人一读就晕，非把人话讲成鬼话，呜呼！我没做成天使，却做了鬼使。

哲学曾经很显赫，曾经很落魄。显赫的时候众星捧月，把它夸得离谱；落魄的时候弃如敝履，把它贬得离谱。其实他既没有显赫时那么高，也没有落魄时那么低。哲学就是百花中的一花。而学者总喜欢把自己搞的学问夸大，认为自己搞的这个“是多么多么重要”。例如写《西方哲学史》的罗素，他说：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民族，就必须了解它的哲学；我们要了解哲学，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哲学家。（To understand an age or a nation, we must understand its philosophy, and to understand its philosophy we must ourselves be in some degree philosopher.）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某个时代或民族还没有哲学，那岂不是完蛋了？永远不能了解了！就像搞历史的认为历史“是多么多么重要”，说：“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历史上乱臣贼子那么多，《春秋》的作用真有那么大吗？章炳麟说的好：“大利当前，又何恤于口诛笔伐哉？！”司马迁也扯什么“究天人之际”，这牛吹得不可谓不大！

搞学问首先需要胸襟，所以我主张先博后专，博大精深，先博大后精深。这世上每个专业都能耗尽人的一生，那么急着埋头去专干什么呢？尤其对于所谓人文社科，根本不应该说“隔行隔山”之类的混话。隔行隔山的后果是以专业自限，不仅境界低，眼界也低，而且以为天下他这门学问最重要。孔子搞学问，他说“玩索而有得”。这个心态很好，我们就是要玩玩，你太严肃了，就被它玩了。这个心态也就不会把自己扯得太高杆，弄得自己老是怀才不遇的样子。

对于哲学的态度，我就是“老子玩玩你”，谁要是满篇鬼话想来玩我，对不起，滚你妈的咸鸭蛋！老子才不会上当。

居今识古——何谓哲学史

梦露（Marilyn Monroe）生前有记者问她：你晚上穿什么睡衣睡觉？梦露回答：穿香奈儿五号（A Few Drops of Chanel No.5）。这个回答远比说自己什么都不穿要巧妙得多，同时也为香奈儿五号做了免费广告，让这个香水公司老板永远感激不尽。据说她的三围是37-23-26，所以她自豪地宣称：I want the world to see my body.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Monroeism！这个Monroeism也像Marxism一样，在世上狠狠刮过一段时间。

哲学家大多相信自己才智（mind）过人，他们心里谁不想大喊：I want the world to see my mind！但嘴上却不敢说，只能埋头去写一本又一本连鬼读起来都费劲的鬼书。而今天学者所说的哲学，就是那些在纸上流传下来的哲学。

什么是哲学？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的学者都是喝Marxism的奶水长大的，而且这奶水并不是母乳，而是用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冲出来的。Marxism对哲学的看法只算一家之言，但却不知泯灭了多少人对哲学的兴趣！

究竟什么是哲学？置身史、诗之国，中国古人对史和诗的看法，值得借鉴。

金代刘祁《归潜志》卷十三云：“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

这话很有见识。哲学也许同样如此，在某段时期之后，哲学恐怕已不在哲学；在某些地方，哲学已经逾淮为枳。什么是哲学？那些自称是哲学的，是不是哲学？

刘知几论史，谓：“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哲学恐怕则是“名目虽同，体统已殊”。今天的“哲学家”成了研究所谓哲学“文本”的人，而他们并不是古希腊哲学家诞生之初意义上的“哲学家”。

《文心雕龙－史传》说：“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研究哲学也同样成了研究哲学“载籍”(records)。希腊语中“史”字即有研究的意思，不同于中国的“记事、记言”。哲学史算是对哲学“载籍”的研究，载籍之前的可归于“史前”哲学，曰“哲学考古”。

但是写哲学史的人，他能看到的“载籍”十分有限。无论他多么知识渊博、满腹经纶，能够阅读和验证的资料，都只是沧海一粟。(如Allen Johnson在 “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说: He must take whatever testimony is tossed up like flotsam and jetsam on the sea of time. )战争国乱，不知多少典籍被付之一炬。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是世界上藏书量最大、文种最多、书录最全的图书馆，鼎盛时期藏书量达90万卷。在公元415年却被摧毁殆尽，至今令人痛惜。而保留下来的典籍，又有多少可信？我们曾经有个疑古派大师叫崔述，他在谈到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时说：“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这些观点大大影响了胡适、顾颉刚等近代学人，“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所以，真正写出一本好的学科史（如西方哲学史）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会读书，会取舍。写《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non)的布鲁姆(Harold Bloom)说：“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

东方西方——哲学比较难

备受后人敬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学无古今、中西之分。凡是谈什么中学、西学的人，那尽是扯谈。他说这话是为了说明：“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但在看西方哲学的时候，认识到它与中国哲学不同的特征，也是必要的。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之所以能不断出现新成就，是由于西方哲学家们如同在搞接力赛，不断利用自己的传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像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重新阐释，在我们看来比较遥远比较隔膜，但对他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发展。顾准说：“十七八年前，我惊讶卢梭怎么写出他的《民约论》，后来懂得，那不过是他们历史传统的结果。” 这句话让我如逢知音。我们首先也要进入一个“传统”（如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能够深入到西方哲学传统中去，那也同样是件好事）。才谈得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丢失这种传统，那就未免总是重起楼台、重复建设，叶燮《原诗》谓唐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中国哲学也有类似的发展，甚至不仅没有结出果实，连花也不开了。在赫尔德(J.Herder)、黑格尔等人眼里，中国如同一具木乃伊。这种看法影响深远。

我们今天说“中国哲学”这个词，是与西方哲学相对照的。但中国人普遍并不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强烈的“求知欲”。中国人是“发愤着书”，像司马迁说的：“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可以说，中国哲学“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通过痛苦进行反思，当反思达到一定深度、一定境界，得到生死智慧，看破一些问题，以摆脱痛苦，达到自由透脱、毫无挂碍的境界。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产生的。而西方哲学则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惊诧”，哲学开始于对世界本原的思考。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都是为摆脱人生痛苦的产物，它们与人生比较切近。而西方哲学比较偏重于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归纳起来，中国哲学起源于人生之痛苦，西方哲学起源于求知欲，为求知而求知。

从外在特征来看，西方哲学家极为重视思维的程序，大哲学家康德曾经提出：哲学思维(philosophization)重于哲学(philosophy)。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哲学多么注重逻辑方法和概念阐释。而中国哲学则比较注重个人直观和生命体验。已经有很多学者说明西方哲学的语言本位传统，甚至追溯到圣经中的“道成肉身”之迷。程序的严密和语言的清晰，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

笼统地说中国人不注重文本分析，不注重语言，那也是不全面的。比如佛家有不立文字的禅宗，但也有本本主义的玄奘。玄奘“西天取经”，道元“空手还乡”。唐玄奘“西天取经”就是注重文本的解读佛教哲学家，翻译和引介了大量佛经，而日本的道元禅师“空手还乡”，则彻底表现了以心传心而无一法与人的禅家精神。最后玄奘失败了，禅宗将佛学与传统的儒道相融，得以影响世道人心。

中国古代也有注视语言的哲学家，如惠施、公孙龙，但这种哲学最终还是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符（姑且用这个词）。而庄子、慧能这样的哲学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惠施与庄子有过关于“庄子是否能够知道鱼的感觉”这个著名对话，庄子认为自己和鱼都是生命，可以通过一种同情和感应的作用，体会到对方的快乐。甚至，对方即使不是生命体，而与宇宙万物相通，万物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写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李白《古风》：“桃花开东园，含笑夸白日”。李商隐《判春》：“一桃复一李，井上占年芳，笑处如临镜，窥时不隐墙”。这些都是中国人常有的思维方式。而惠施却思考鱼怎么传达信息给人，认为必需明确的语言才能沟通，这种态度就是属于现在所说的科学态度。庄子认为通过直觉就可以沟通，他在书中塑造的朋友有个特点，就是“路遇，目视而笑，莫逆于心”。《五灯会元》卷一也有一则典故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这些都是试图说明人与人的交往，心领神会是最高境界。

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的著名哲学家、深受影响的哲学家，也是古人评选出来的，同时也培育着后来的哲学家。引介和学习西方哲学并非要把中国哲学改变成西方哲学，而是为了产生新的成果，是为了“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如果纯粹是为了引介和学习，那又有何意义。王国维早就总结和预言：“即今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之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不忘，来者可知矣。”唐玄奘本本主义地翻译介绍印度佛经，不知变通相化于固有文化，所以只能束之高阁，形成不了气候。而禅宗则将佛学和传统的儒家道家相融冥化，于是显示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