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2006-08-14 星期一

我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的翻译也很好，但他也犯了个错误（可能是印刷问题），有人又要说我挑小错误了，鸡蛋里挑骨头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常被翻译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好像他姓“克利斯朵夫”一样。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连字符号产生的误读。他的全名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其姓“克拉夫特”(Kraft)的含义是“力”。国外有的学者还从中挖掘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尼采的“超人”有精神联系与相似之处。

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问我看外文书主要靠哪一种外语，我回答当然是英语。这个问题在这里再多谈一下。

由于我这人好高骛远兼狂妄自大兼眼高手低，在短短的大学四年里除了钻研文史哲经法，旁及音乐诗书画，还自学过日、德、法三门外语。（在大学里我没有刻意学过英语，只满足于能看外文原著就行了。）当然，学这么多并不是要考试拿个证书，纯粹是为了阅读的需要。学日语是为了以后研究大乘佛学的方便，也是必需。学德语是为了研究德国哲学，有一段时间德国在我的眼里简直就一麦加圣地。学法语则是为了语言本身，法语听上去很悦耳，让我向往。而日语、德语这两种语言本身是很讨厌的，语法非常繁琐，非常拖沓。

村上春树写过一篇文章《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对我来说，学外语也有种悲哀的感受。搞学术的人都知道，这世上影响大的学术精英主要是在美、德、法、英、日这些国家，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有四千多年文明，但学术上却要不断向他们这些后辈学习引进！在国内，人们对文史哲的轻视也让我心中不服气，我身在电子科研单位，感受到这种隔膜更加强烈。如果这些学科再不产生任何影响，在人们心中跟死了也差不多。

在我的心中，中学、西学是平等的，不论是对文言文还是对外语，我都怀有很大的热忱。王国维曾经预言：

“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陈寅恪受此影响，也认为：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我在大学时代深受此观点的影响，一直想通过多学几门语文开辟新的世界。学外语并不需要特地花多少工夫，只要坚持每天都看一点，时间长了就自然而然学会一门语言。设想一个人活了七十岁，如果每天花半个钟头看外语，他能掌握多少种语言阿！语言这种东西本身就不是一口气攻下的。忽视这一点，“终究悲哀”就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