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近贵远 厚古薄今

这种心理，相信很多人都有，就是少看（或尽量不看）1949年以后的大陆书籍。已经忘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心理的，反正读书上面一直是贱近贵远，厚古薄今。作者一定是鬼子或者是中文名字前有个[美]、[台]、[明]、[清]之类的。

陈宝琛写过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相同。”后来钱锺书也在《谈艺录》中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文明的确不该分古今中西、有用无用，而是看内容。只不过人生短暂，再加上这些年的实际体验，实在是懒得去鉴别，只好武断地“贱近贵远，厚古薄今”

我相信很多东西古人都做得比今天的好，或者说这种薪火相传是必要的。就拿语言来说，高本汉在1918年这样评价文言文（正好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之前）：“一千多年来，文言文一直是一种人为之物，而且尽管有那么多格调的变化，这些年代以来它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它，他所读的诗，无论是在基督时代写的，还是公元一千年以后写的，或者是昨天写的，从语言学观点上看，对他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时代写的，他都能理解并欣赏它。可是在别的国家，书写文字随着口语而演变，在几个世纪中才可形成一种实际上完全新的书面语言。今天普通的英国人几乎看不懂三、四百年前的本国文学作品；最早期的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专门的语言学学习才能欣赏。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数千年的文学作品都能欣赏；他们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大都是由于文言文的这种特殊性质之故。”

可惜的是，高本汉所说的优势，经过近百年的白话文运动和相关的反传统运动，早已不复存在。那种“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更是荡然无存。

甚至在1950年代，还有许多人鼓吹要实行汉字拼音化改革，把古代文献全部译成拼音。当时的赵元任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这样一个故事：“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那些鼓吹改革的，看了这个故事什么话都没有了。

用拼音的不可行，除了赵元任所举的不同汉字有一个读音，还有一个不可行之处就是同样的汉字有不同的读音，中国的方言太多了。如果不了解方言，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地名在英语里的音和普通话读音差距那么大，例如为什么香港叫HongKong，徐家汇叫Zi-Ka-Wei……只有了解相应的粤方言和吴方言才能明白。

后来汉字逃脱了被革掉的拉丁化命运，从50年代开始推行简化字，目的是提高识字率。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因为简化字而提高识字率了。电脑时代的来临，简化字更显得毫无意义。除了人为地在文字上，把中国大陆与港台及海外华人割裂开来，除了破坏原有的汉字美感，没有什么其他意义。

再拿建筑和城市建设来说，古人的成就也是令现代人汗颜的。梁思成当年这样评价北京：“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代时都市之最伟大者。”丹麦学者罗斯缪森说：“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迹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美国建筑学家贝肯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个体最伟大的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它的设计如此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美国规划学家亨瑞•丘吉尔说：“北京的城市设计像古代青铜器一样，俨然有序而巧为构图。”试看今天的北京，恐怕是破坏的典范吧。

再拿今人对古人不屑的科学技术来说，参看李约瑟写的17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会对中国古代科技情况产生革命性认识。

如果仅仅因为科技的差距（甚至仅仅是很小一部分领域的差距）而导致对整个文化的错误判断和批判，完全指鹿为马，那最后只会是非驴非马。其他如文学、艺术、哲学、教育，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