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缺少什么？

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出文章（吴韦材：《中国作家与现实的无奈》），对雷达在《新京报》上发表的《现在的文学缺少了什么》一文提出质疑。这个质疑我觉得很好，非常值得再次分析。

雷达认为，现在的文学与国际公认的伟大作品想比，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把握，直接导致文学的精神超越性的力量不足。他分析，最主要原因是在大众传媒和大众消费文化兴勃的今天，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用十年二十年才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商品文化的节奏，会快速被遗忘。

显然，他认为根本原因是时代的特点造成的，所以很无奈。

但这种解释其实只说明了一点，但并不能算最根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这篇文章指出，关键还是作家在社会里面的生存及待遇。

你说咱们出不了好作品，那是因为现在时代流行快餐文化，不能写大作品，否则跟不上节奏。那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断有大作品问世，他们就不用考虑逢迎读者及市场？

根本原因显然并不是这个。这位作者说得好：“这些挣扎的佳作都缺乏国家及社会的实质性支持。助长就需要灌溉，自生自灭，那就是野草式命运。文学如此，艺术也如此。只要真正公平、客观、宽容并尊重创作的机制还没醒觉及完善起来，勇于创作的作家生活难以稳定，毫无保障，他们又如何照顾创作呢？”

为什么我们国家整天搞卡拉OK比赛，什么超女、好男儿、我型我秀……我们在评选什么？反观西方国家和日本，他们在评选什么？他们的国家级、社团级、学府级、企业级、每年的文学奖项不只数量多，不少更是历史悠久且拥有一定的权威性及认可性。这反映社会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

今日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和辜鸿铭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两书。关于中国人的研究，辜鸿铭用英文写的Spirit of Chinese People和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是两个极端的个案。我在《屈指风流》这篇小文中写过：“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名声大噪，一提到国民性除了想到鲁迅，恐怕就是柏杨了。其实关于国民性的研究，在他之前有储安平，在他之后有孙隆基，都比他分析得精密得多，深入得多，但柏杨却名气最大，影响最广。”我们看历史事件，往往是偏激和浮躁的东西流传下来，谁说历史就一定是公平的呢！近代史上最公认的两个文化名人是鲁迅和胡适，其实他们正是偏激和浮躁的代表。

这早已不是秘密，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一文中写道：“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

这段话非常有趣。康有为那么有名，你说他学问比较好，那广东三千多个举人谁的学问不好？同样的，严复和章太炎的声名远播也并不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而是他们“趋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善于炒作”、“与时俱进”、“切中了时代的脉搏”。等到时间过去之后，就只有他们被人们记住，“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

想想看，我们如果一直把鲁迅和胡适作为“纯正的先贤”，这对我们的影响好不好呢？而那个李敖呢，正是偏激和浮躁的结合品。

鲁迅曾经痛感自己“不是振臂一呼百应的英雄”，因为不如此就产生不了影响力。所以，他开始写那些狗屁杂文，已经无法静下心来写小说了，只能投入一个又一个口水战中。他的文学地位是人为制造的。在古代文学史上，比鲁迅牛的作家大有人在。像戏剧家关汉卿，一生创作戏剧六十多部，也很有性格，称自己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难道一本《阿Q正传》真的可以抵得上人家几十部吗？

就像李敖总是自吹著作一百种，文章开头提到的王夫之著作三百多种，现存288部，李敖那一百本又算得了什么？而且里面有一大半是日记、笔记、札记、书信这些不成气候的东西，没有一本能与《读通鉴论》匹敌的著作。他是学历史出身，却一点都没有历史的视野和胸襟，区区自足，夜郎自大。

再看看现在的余秋雨，写了几本散文居然自命文化泰斗，张口文化，闭口良知。实在是见不到比这样更无知的妄人。他那些垃圾散文还能畅销，这说明现代人的读书品位。

什么是大师？大师是人民捧出来的。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大师，就能透过那个大师看到那个时代的人民，看出他们的品位。什么是名人？名人也是人民捧出来的。我们也能透过名人看出所谓“人民”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