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风流已是明日黄花

最近又侈谈学术来了，真是容易跑题。我发现，对现代人影响很大的往往都是当年被学术圈瞧不起的人，或者是“学术”上很肤浅的人。

当年袁枚为人放荡风流，作诗淫哇纤佻，写的《随园诗话》也收取太滥，被学术界鄙视，如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二就称其“所录非达官即闺媛，大意在标榜风流，颇无足观”。当时的大学者赵翼、章学诚也这样看待他。可是到最后，众多诗话之中最为后人熟知的却是《随园诗话》。其次才是薄薄的《瓯北诗话》、《沧浪诗话》、《带经堂诗话》……

梁启超被称为历史学家似乎毋庸置疑，但当时是地地道道的野狐禅，连他自己几乎都承认。钱穆看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非常垃圾，索性自己按照原名也写了一本。但是梁启超却用他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且后来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拿到北大就被陈汉章嘲笑，陈汉章是晚清国学家俞樾和黄以周的弟子，旧学知识堪称渊博，有“两脚书橱”之美称。他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在他看来，胡适简直就是半吊子，竟然也来讲中国哲学史。但现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被公认为中国哲学史开山之作。

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名声大噪，一提到国民性除了想到鲁迅，恐怕就是柏杨了。其实关于国民性的研究，在他之前有储安平，在他之后有孙隆基，都比他分析得精密得多，深入得多，但柏杨却名气最大，影响最广。

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但上述的三个例子很有代表性，有时候人们的确分不清是非，而且世上毕竟是浅人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