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存在理由

2006-11-11 星期六

“情感的最直接的表现是声音节奏，而文字意义反在其次。文字意义所不能表现的情调常可以用声音节奏表现出来。诗和散文如果有分别，那分别就基于这个事实。”（朱光潜《诗论》P219）

单靠文字本身表达情感已经感到严重不足，所以用诗的音乐性来弥补。这就是诗的起源。这并非是朱光潜的创见。清代焦循（理堂）就说过：“不能已于言，而言之又不能尽，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雕菰集》卷十四）

现在我觉得这不能作为根本理由。如果用声音节奏来作为标准的话，那么直接导致的结论就是，如果没有节奏、不能“弦诵”，那就不是诗。就像焦循说的：“可见不能弦诵者即非诗。”先不说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偏颇，至少朱光潜在他的《诗论》中这样鹦鹉学舌的时候，与他自己前面说的没有音律就未必不是诗的立论相矛盾。抛开朱光潜，再来说焦循，“不能弦诵者即非诗”错在什么地方？他只看到诗最初的产生是由于“弦诵”的需要，但是到汉朝，诗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所谓“文学弦歌，各擅其美”，不能欲“兼美”而“强欲并合”。

但是古人对诗的看法是很保守的，所谓“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甚至不承认宋词是诗，而谓之“诗余”。说：“宋人词胜而诗亡矣，元人曲胜而词亦亡矣。”又说：“西京下无文矣，东京后无诗矣。”这种说法如此之多，以至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指出，“诗亡”之叹，几无代无之。理堂（焦循）盛推唐诗，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风》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盖亦深慨风雅沦夷，不甘以诗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经，全篇本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立意。所以钱说焦循“诗亡”云云，不过是拾人唾余。那么，现在那些“诗亡”云云，不过是唾余的唾余。

写西哲史的时候，我在绪论中曾引用刘祁《归潜志》的话：“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以前是很欣赏这句话的，但后来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基于对昆德拉(Milan Kundera)关于小说的反思。

昆德拉经常引用布洛赫(Hermann Broch)那句话：“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我现在也依葫画瓢借用到诗上：诗存在的惟一理由，同样是发现唯有诗才能发现的东西。注意，用的都是“发现”不是“表现”。过去的思维都是诗存在的价值，就是由于诗能“表现”不同于散文、小说等其他体裁的东西。

为什么我现在不同意“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了呢？因为把诗理解为现在的俗间俚曲，那么诗的价值不过作为歌词而已。这就像现在小说成了电影剧本而体现它的价值一样。一些哲学家写小说喜欢把小说作为体现其哲学思想的工具，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小说的功能只是教育和娱乐，而且是“寓教于乐”，教育第一，娱乐第二。现在小说似乎是倒过来了，娱乐第一。如果让小说沦为电影电视剧的原料场地，依靠这种地位生存下去，那还不如消失更好。

所以，把现代诗写成歌词那样我倒并不喜欢，那究竟是诗还是歌词？我希望诗保持它的独立地位，不是为弦诵而写，而是为诗本身而写。梨花诗的出现对诗本身的意义是比那些看上去更像诗的诗更能体现诗的本质，不是说它写得多么好，但它作为诗有更多意义在里面。闲闲老人赵秉文《滏水集》卷十九《与李孟英书》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 对诗的演变看得可谓透彻。

任何作品哪怕看上去再不起眼，也讲究首创精神，模仿再怎么泛滥成灾，对原作本身其实构不成任何实质性诋毁。我支持原创，厌恶恶搞。拾人唾余那还有什么意思？

最后用戴昺一首论诗之诗作结尾吧：

不用雕锼呕肺肠，

词能达意即文章。

性情原自无今古，

格调何须辨宋唐。

（注：这里的“文章”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章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