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诗？

2006-11-08 星期三

一个乐师把钢琴带到一个岛上，岛民从没有见过钢琴，他们摹仿乐师的动作敲几下，只是发出不堪入耳的噪音，有的岛民就怒了：这东西有什么用？为什么会存在？

显然，他们对钢琴不满，只是因为不会弹或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已。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只是想说，诗的存在当然有其价值，现代诗也必然存在，问题只是出在诗人和欣赏诗的人身上。

那么，究竟什么是诗？

要知道什么是什么，我想最好的方法还是研究它的起源。

据考古学的成果，世界各国的诗歌都比散文产生得要早。中国和古希腊堪称代表，诗三百、荷马史诗就不用说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诗歌的起源并不是一个历史学（或考古学）问题，而是心理学上的问题。中国古人也正是这样看待诗的起源，像《诗•大序》：

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古希腊人是怎么看的呢？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可管窥一斑：

诗的普通起源由于两个原因，每个都根于人类天性。人从婴孩时期起，就自然会模仿。他比低等动物强，就因为他是世间最善于模仿的动物，从头就用模仿来求知。大家都喜欢模仿出来的作品。这也是很自然的。这第一点可以拿经验来证实：事物本身纵然也许看起来令人起不快之感，用最写实的方法将它们再现于艺术，却使我们很高兴看，例如低等动物及死尸的形状。此外还另有一层理由：求知是最大的快乐，这不仅哲学家为然，普通人的能力虽较薄弱，也还是如此。我们喜欢看图画，就因为我们同时在求知，在明了事物的意义，比如说“那画的人就是某某”。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所画的事物，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因为画是模仿它，而是因为画的手法、颜色等等了。

亚里士多德说得显然比咱们老祖宗啰嗦，归纳一下就是诗的起源有两个的重要原因：一是模仿的本能；二是求知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他也承认：除了模仿和求知欲，诗、画等艺术本身也能引发我们的快感。

钱锺书的名篇《诗可以怨》中，也涉及了诗歌的起源问题，我们不妨一读：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和“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版。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

很显然，钱锺书重点是从“怨”的角度来谈诗的起源，举的例子包括《论语》的“诗可以怨”、司马迁的“诗三百篇，皆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何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刘勰的“蚌病成珠”等等等等等，持这样见解的实在数不胜数。接着，钱锺书又用其博学的储备列举了洋人的一大堆，从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一直到豪斯门(A. E. Housman)。经过一番“知识大爆炸”，“诗可以怨”这个论题就基本上成立了。通常我们看完之后也都被炸晕了，哪还想去反驳哈。

不过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能看出诗歌的起源是真情实感，正如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没有真情实感的人，不可能写出真正诗，否则不过是“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王逸）

诗除了情绪的作用外，还经过两道程序，就是语言和境界。

真正的诗是字字矶珠的，而且是这个字用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是字字矶珠，但一到他的诗里就字字矶珠了。例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在其他地方稀松平常，但一到这里就能“画龙点睛”什么的。所以诗人是化平常为神奇的人。境界方面，王国维《人间词话》开篇即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里虽然说的是词，其实诗也一样，所以朱光潜就根据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出“诗境”的概念。什么是诗境？概括地说，就是意象和情趣的契合，是情景相生、情景交融。

在这两道程序里最重要的还是语言，西方人经常讲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在中国眼里肯定不是这样，只有诗才是。诗是中国文学的精华。就说王国维的“以境界为最上”，也是语言的锤炼才有所谓的境界，所以他也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生活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古人那样用律诗来表达情感，作古体诗不过是标榜风雅，虽然有少数强人也许还可以。但现代诗的存在是必然的。

那诗和其他文学体裁有什么区别呢？主要是诗与散文的区别。这在现在更是突出的问题。是不是多按几个回车，一篇小文章分成几十段写就是诗了？这个问题老早以前就被争论过，例如雪莱、克罗齐就说诗和散文是没有区别的。中国旧有的说法是“有韵为诗，无韵为文”。后来看到外国诗大部分无韵，所以又改成“有音律的是诗，无音律的是散文”。其实，不是有很多诗是没有音律的吗？亚里士多德就讲过，诗并不是都有音律，有音律的也不都是诗。朱光潜据此打个比喻说：“诸葛亮也许穿过八卦衣，而穿八卦衣的不必真的是诸葛亮。”同样，我们看到几十个字分成十几段来写，也不能说就是诗吧！写诗，也不一定都要几十字分十几段吧！

那么，梨花诗究竟是不是诗？

看过前面我写的什么是诗，就大概知道我对梨花诗的看法了。梨花诗虽然不是对对子，立意也不高，但它的确就是诗。“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诗了，所以才对梨花诗大惊小怪。其实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什么样的诗没出现过啊！那个时候正是对现代诗的摸索阶段，各种诗都有，并不仅仅就徐志摩“我轻轻地走了”。不过快一百年了，没看过那些东西也行，看看马悦然《另一种乡愁》，你会发现这个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惟一懂中文的评委，欣赏的诗居然都是梨花诗呢！例如那个1904年出生的杨吉甫，写的是这样的：

“鸭子归家的时候，她又提便壶到菜园去。”

“今天的草堆是我点燃的。”

尤其是最后一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赵丽华那个我做的什么饼，是天下最好吃的。

如果觉得马悦然是外国汉学家，对中国诗的品位不够高，那就看看被称为最后一个诗人的海子，他的《熟了麦子》：

那一年

兰州一带的新麦

熟了

在水面上

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回家来

坐着羊皮筏子

回家来了

……

再来比较赵丽华的：

赵又霖和刘又源

一个是我侄子

七岁半

一个是我外甥

五岁

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

很多人对诗的理解太狭隘，对诗人抱有过高的期望，所以看到这样的诗才会加以冷嘲热讽。就像对“哲学家”也是这样，赵敦华在“关天茶舍”说北大有不下二三十位哲学家的时候，网友的反应同样很激烈。道理是一样的，很多人对诗、对哲学都带有神圣感，期望太高了。而满足不了这种期望的时候，又突然嗤之以鼻，厚古薄今。

这也能反应中国语文教育的失败，教出来的学生只知道唐诗宋词是诗，只知道徐志摩“我轻轻地走了”是诗。诗算什么东西？哲学家算什么东西？难道写出来的是诗就能满足？就像做了人就满足似的。关键还是做什么样的人吧！

写诗不一定就要对对子，诗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形式，而是境界。《红楼梦》里面林黛玉教别人写诗，说作诗以立意为要。这个看法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以境界为第一。至于韵律和节奏，那是一种自然需要，随着语境和时代的变化，这些都是变化的，但境界、人的感情，是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