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学

我们需要在现存的科学的隔离状态下我们不能获得的东西，即许多专门观点的结合；因为缺乏这种概念的结合，解决非常重要的难题所等待的时间就越长得多，反之，等待的时间就缩短。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

牛顿综合了加力略和开普勒，康德综合了莱布尼茨和休谟，马克思综合了斯密和李嘉图。科学就其本性来说，是分析性的；但就其来源，是通过综合创立的。国家学，也是如此。

只有国家体现着人类的政治精神。严格来讲，“国家”这个概念不同于“政府”，更不同于“社会”。而且，社会和政府并不能担负起国家的责任。但历来的政治学者在这些基本概念之间游移不定、混淆不清。不是耸人听闻，这种现象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

柏拉图《理想国》的希腊文书名并不是“理想国”，也不是什么“国家篇”，原意是“国家的公共事务”。这本书不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

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国家学说的雏形，他从家庭出发，认为国家是家庭联合的结果，而家庭之所以联合则是为了将来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共同体中生活。很明显，这种归因是无法区分国家与社会的。

阿尔图修斯将研究推进一步，把国家看成是受契约约束的有义务相互帮助并包容一切的生活公社。他设想，在国家建立之前，家长制的家庭联合成为区和郡。他的国家起源说比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的表现是，国家并不是直接产生于非社会性的自然状态。

最早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一定区分的，应该是胡果·格劳秀斯，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认为，社会是一组家长制的家庭，它们只是松散地生活在一起，不受行政和法律约束；而国家则是自由人的结合，完全是为了法律保护和功利目的而组合在一起，因而国家只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只有家庭小组签订联合契约和统治契约的时候，国家才由社会产生。但格劳秀斯并不是一直明确这种区分，在其它著作中又把社会、国家混为一谈。

这样的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弗格森、洛克、霍布斯……但直到黑格尔，才将国家作为独立对象进行研究，其《法哲学原理》的副标题就是“自然法与国家学纲要”。